出走的女青年去哪兒了

在29年前的3月4日，82歲的丁玲去世于北京家中，臨終前，丁玲對小她13歲、陪伴了她44年的陳明說：“你再親親我，我是愛你的�！�

就這一句話，我看見的是丁玲并沒有失去人性和真情。這對一個50年代和70年代兩次遭受嚴酷打擊的人來說，著實不易。而且從丁玲的朋友在她去世后寫下的文字中，我們也不難看到一個不服膺于權(quán)力規(guī)則、始終勇敢追求愛情、不曾失去工作熱情的丁玲。

“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：不是墮落，就是回來�！濒斞笇Τ鲎叩哪壤�的這句判語，在真實的娜拉丁玲身上，并沒有奏效。娜拉，是易卜生代表作《玩偶之家》的女主角，常用來象征勇敢離開家庭、追尋自我價值的女性。

魯迅是當時中國進步青年的精神領(lǐng)袖，理應(yīng)能接觸到許多真實版的娜拉，然而他對娜拉們的命運僅有過的一些表達，幾乎全然是悲觀的。上文提到的那句著名的判語，出自他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(xué)校所作的演講《娜拉走后怎樣》。魯迅更完整地書寫他眼中的娜拉的命運，是在小說《傷逝》：女主角子君，受到進步男青年涓生的理念感染和愛情煽動，毅然背叛家庭，與涓生私奔。與涓生同居后，子君卻再少談?wù)撍枷肱c主義，日日圍著涓生的三餐打轉(zhuǎn)，在喂養(yǎng)小狗、油雞和與房東太太的慪氣中磨滅了靈氣。而后涓生不再愛她，而后她被父親接回家，而后她死了。

在廈門大學(xué)中文系教授林丹婭看來，《傷逝》復(fù)刻著傳統(tǒng)的“私奔”文學(xué)套路，反映著五四時期的男性精英的性別政治局限：“傳統(tǒng)的性別權(quán)力與性別秩序在其間并沒有得到任何改變，女性身份與角色地位并沒有得到任何改善，女性始終被動、無能、缺乏主體性。”這也正是當時的男性精英對“進步女青年”們的理解局限。

不過，這大概不僅是五四男性精英們的毛病，中外近現(xiàn)代的文學(xué)大師們，當然絕大多數(shù)是男性，好像對反叛家庭和婚姻的女青年們都有類似的書寫模式：受過些教育、思想活絡(luò)的女青年受到了或進步或瀟灑或風(fēng)流的男青年的感召，毅然出走私奔，隨著新生活展露艱難或男青年三心兩意，這些女青年大多很快變得瑣細、現(xiàn)實又情緒化，最后難逃兩種命運——餓死或被拋棄致死。

托爾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高官夫人安娜與渥倫斯基私奔，受到上流社會排擠，又疑心渥倫斯基另愛新歡，安娜臥軌自殺；巴爾扎克的《家族世仇》，貴族少女吉訥弗拉與家族仇人的兒子呂依吉相愛私奔，善于畫畫的她靠賣畫維持家庭生計，退伍軍人呂依吉靠謄寫幫補家計，隨著兒子的出生和畫作銷路不佳，吉訥弗拉與孩子都死于饑餓；福樓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，醫(yī)生包法利的夫人愛瑪，向往奢華的上層生活而欲與貴族羅道爾夫私奔，羅道爾夫背叛了約定使她大病一場，戀愛失敗又秉性難改的愛瑪最終因無法面對巨額債務(wù)而自殺……

私奔女青年中也有下場比較好的，比如勞倫斯的《查泰萊夫人的情人》，小說以女主角康妮與守林人梅勒斯決定私奔后，梅勒斯在鄉(xiāng)間農(nóng)場找到了新工作，期盼著康妮的到來為結(jié)局。但這“美好的結(jié)局”所預(yù)示的，也不過是康妮放棄貴族生活而成為梅勒斯的賢妻良母。上世紀70年代的女權(quán)主義文學(xué)批判已經(jīng)揭示，康妮的模式完美符合著男性中心主義對女性的要求——作為一個乖巧的性與情感對象，投身并成全男人對美好生活的想象。

在男性作家筆下，絕大多數(shù)出走的女性都是跟男人私奔的，她們絕難自覺地要拋棄陳腐的生活，實質(zhì)上往往是為了一種新的依附而拋棄舊的依附，這種被動性或者說一以貫之的男權(quán)中心邏輯，就成為了她們的悲劇的必然因素。而像易卜生筆下的娜拉和契訶夫《沒有意思的故事》中的卡嘉那樣，不需要“有一個新的男人”，就可以發(fā)起對世俗的革命的女性，是極少的。但易卜生和契訶夫雖然把最美好最女權(quán)的筆觸給了這些新女性，卻依然難以想象她們將來的道路，在她們出走的一刻，故事就都戛然而止了。

要么悲劇結(jié)尾，要么回歸男性中心的生活，要么結(jié)局不可知，這些“經(jīng)典”的女性出走文學(xué)范式讓人不禁感嘆，男性大師們對女性的“革命前景”的想象力真不可謂不匱乏。

但現(xiàn)實是如何呢？真實版的娜拉們都去哪兒了呢？除了丁玲，不妨再看看近在魯迅身邊的蕭紅。蕭紅可以說是“被拋棄專業(yè)戶”：跟已婚的表哥私奔到北平，被拋棄，灰溜溜地返回父親家中；又離家出走，饑寒交迫中投靠了原來許配的未婚夫汪恩甲，孕中又被拋棄，還給她留下了巨額債務(wù)；遇到蕭軍，雖說分手情況撲朔迷離，但從蕭軍家暴、冷漠、三番四次出軌的情況看，蕭紅跟被拋棄也沒什么兩樣；嫁給端木蕻良，懷著孕卻孤零零地四處奔逃……蕭紅居然就這樣熬過來、活下來了，不僅活下來，她還在這樣可怖的生活中寫下了超過三十萬傳世文字。

不僅是蕭紅，從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瑪麗·沃爾斯特克拉夫特，到一、二戰(zhàn)期間的克拉拉·蔡特金，再到第二波女權(quán)運動中的西蒙娜·波伏娃……還有很多很多的“她們”，都有著讓人唏噓的命運和不屈不撓的生命，以及卓著的論述。

女人，并不一定需要男人才能“進步”，即使是私奔，那個男人也只是她“革命之路”上的一個伙伴，而不是她的道路本身，被拋棄當然是痛苦而且驚險，但伙伴的離去并不能判她們死刑，因為這條路是她們自己的，勇氣、生命、理想和才華都是她們自己的。

出走的娜拉當然困難重重，但她們已經(jīng)走出了曲折而精彩絕倫的路，而理應(yīng)“來源生活，高于生活”的文學(xué)藝術(shù)，卻遠遠沒有跟上她們的步伐

□趙思樂  

女權(quán)主義者，自由撰稿人

責(zé)編：Z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