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家掛職應緩行

長江商報消息 不久前，中國作家協(xié)會在北京開了個會，議論主題是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，重點是講作家到地方、基層政府“掛職體驗生活”的問題。一位與會的作家朋友對此有他自己的看法，他認為，作家下地方、下基層體驗生活，不必非要掛個職務。我深以為然。

縱觀我國近三千年的文學史，超一流的作家，都歷經艱難困苦，飽受心靈折磨，概莫能外。司馬遷說，那些傳世的經典著作，全都是圣賢“發(fā)憤之所為作”。為何發(fā)憤？因為沒有得到重視，重用；因為被疏遠，放逐；因為受到了責罰，打擊。“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，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乃賦《離騷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國語》；孫子臏腳，《兵法》修列；不韋遷蜀，世傳《呂覽》；韓非囚秦，《說難》《孤憤》；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(fā)憤之所為作也�！彼抉R遷一口氣舉了這么多例證。其實他本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司馬遷之后，還有陶淵明、李白、杜甫、韓愈、柳宗元、李商隱、蘇軾、李清照、辛棄疾、關漢卿、施耐庵、曹雪芹。名單全部列出來，差不多就是整部的中國文學史。

對文化史的上述現(xiàn)象，前人已經有許多精彩的歸納，成為文學理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。杜甫的“文章憎命達”，韓愈的“不平則鳴”，歐陽修的“詩窮而后工”，都是廣為人知的名言。魯迅《吶喊》自序中的兩句話——“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，我以為在這途路中，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”，說的也是同樣的意思。一個人，倘若過的是富足康泰的生活，事事順心，他是不大可能成為文學家的。沒有“信而見疑，忠而被謗”，就沒有偉大詩人屈原；沒有“冠蓋滿京華，斯人獨憔悴”，就沒有李白；沒有“青衫老更斥，餓走半九州”，就沒有詩圣杜甫；沒有“燕市哭歌悲遇合，秦淮風月憶繁華”，就沒有增刪《紅樓夢》的曹雪芹；自然，沒有“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”，大概也不會有魯迅。

上述現(xiàn)象與理論，可以概括成如下幾句話：人，只有身處窮困的境地，才容易對人情世態(tài)有清醒而深刻的認識，才可能有強大的著書立說的動力。不然，不是飽食終日無所事事，便是只能寫些無關痛癢、風花雪月的消費性文字。

作家掛職，恐怕是反其道而行之。由隸屬于政府機構的作家協(xié)會發(fā)起，需要政府宣傳部門、人事部門、財政部門配合協(xié)調的作家到地方、基層掛職，某種意義上說是去當官。根據(jù)我國國情，盡管這種“當官”有別于正式委任，沒有明確的權力。但是，有級別、有關系，便等于有了種種的待遇與方便。吃喝應酬，在所難免；百姓見之，還可能敬而遠之。要是忙于應酬，哪里還有時間深入底層，哪里還有機會扎根人民。定力差些的人，還有可能從此走上腐化墮落的道路。

當然，定力、良心兼而有之的作家，可能有所收獲——他們走出寂寞書齋，這才有了了解官場現(xiàn)狀的機會。但是，作家下地方、下基層，主要是體驗民眾的生活，而非主要體驗基層官場現(xiàn)狀，重心應該再下移，沉到大地上。

另外，作家掛職下鄉(xiāng)，事實上也為作家提供一段有公費可以享受的寫作日子。至少，吃住行三個方面可以公費開支——發(fā)表作品時的稿酬卻歸個人所有。這種作家掛職工程，實質上就是作協(xié)向個別作家發(fā)放的福利。于作家本人有害，于黎民百姓有傷（傷財）。

生活是無處不在的，古今中外的那些大文豪們，有幾個是通過“掛職”認識社會、了解人性，最終寫出偉大著作的呢？因此，我建議，作協(xié)組織作家掛職一事，應該緩行！

□丁啟陣

知名學者,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交流學院(原中文系)副教授,主要研究方向為漢語音韻學和中國古代文學。

責編：ZB